听说是的导师邓先灿推荐采访，还在美国出差的骆建军马上给浙江在线记者打来了越洋电话，关于“中国芯”他有说不完的话，我们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。
骆建军是邓先灿的。上世纪90年代，骆建军曾经在东方通信成功开发光纤通信SDH/SONET系统的专用集成电，当时比华为、中兴还早。
也是在那时候，美国公司把骆建军挖到硅谷，担任高级设计师。又过了几年，骆建军就和楚传仁先生一起在美国硅谷创业，成立了Baleen System公司，从事固态存储控制芯片的开发。
后来，邓先灿将自己这个最得意的从美国召回杭州，让其传承自己在微电子研究中心的衣钵，当了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教授。当时，眼光长远的邓老就，必须创立自己的企业：芯片必须产业化，必须走出国门，这才是正确的和发展道。
骆建军由此创立了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，并陆续推出了存储卡、U盘、固态硬盘（SSD）、计算机接口及硬盘阵列等一系列芯片产品，不仅仅中国公司采用，也被国际市场接受，在中国大量进口芯片的背景下，逆向出口全球。
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封装起来的黑色小硅片，却是一切电子设备的核心，包括高铁、飞机、电视机、手机的核心，甚至是发动机的发动机……
“拿到一般的显微镜下看，就像是一张上海市地图；拿到更高级的电子显微镜下看，就能看到每家每户的窗户、阳台，一扇扇门，一条条马；大家平常说的28纳米、15纳米，就是这个城市建筑的最小尺寸。”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硅谷，拥有很多半导体生产线。硅谷也以此从一个葡萄园为主的干旱山谷转变为以“硅”工业为核心的高科技。
到了九十年代，这些生产线逐渐移到了美国偏远地区、亚太地区，、韩国、新加坡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很多生产线，集成电开始发展起来。
例如，全球GPU领军企业（英伟达）、全球最大的可编程器件公司XILINX（赛灵思）、通信芯片公司Broadcom（博通），都是没有生产线、纯粹靠智慧设计在领导全球某个产业方向。
骆建军说，集成电设计，就好像设计一座“新上海城”：马是7层甚至8、9层立交的；建筑物有几百万座；拥有几千万人口，几亿扇门窗不断开关；所有建筑物的门窗一秒钟要开关上亿次，而且不能够有一扇门窗的开关不准确。
“在这张超级地图上，每个房间都要供电、供水，一两个房间水压不够就可能造成电计算不准确，你的飞机就可能掉下来，这就是失败的芯片。”
集成电芯片在设计环节出现任何一个小缺陷，就必须重来。重新设计又需要至少1年时间，几千万元的投入。
面对这个问题，骆建军解释说，今天的集成电设计包括两大类，一类是特定技术要素的；另一大类实际上是系统级设计，用技术语言说是“片上系统芯片”（SOC），内部不仅仅有硬件电，还有软件在跑。
“设计这样的芯片，实际上是设计一个完整的系统，就好比金庸武侠小说里面，真正的高手是内功和外功一起、都达到了极致的。而且，外功招式漂亮很容易，内功却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，玩不得虚，必须十年磨一剑才可能成功。我在学校遇到的学生，相当大一部分对硬件甚至有种‘’的感觉。”
国内目前的情况，集成电产业发展不如意，骆建军感觉很无奈，但又认为可以理解，他感叹说：“当年同班同学至今做本专业工作的已经十不存一了。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家都来搞集成电，放弃房地产、放弃金融产业这样的发财机会，这是不合情理的。”
他认为，中国科技产业的兴旺，应该是各行各业都有合理的利润，科技含量高、风险大或者付出劳动多的产业，就应该多得，这才是“多劳多得”的基本立足点。同时，我们的芯片也要尽快融入高度国际化的全球半导体产业。
“集成电行业，技术变革太快了，我们的学术团队和教育系统也要加快。”骆建军说，“大多数工科院校的老师，并没有实际工业经验。我们必须把产学研联合提高到新的高度，要有更加接地气的政策。当然，产学研是工科院校要的，对于理论研究那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一个人精力有限，只能带有限的学生，杯水车薪。“每个学生特点脾性不一样，高端人才必须因材施教，不可能工业化量产。”邓先灿先生说，而更让她担心的，是现在高校里的年轻人，鲜有愿意学硬件设计的。
“硬件设计的纠错成本特别高，纠错周期也特别长。而做成的芯片，却又非常廉价，一个只卖几毛钱。”邓先灿说，“做软件就不同了，调试软件的成本和时间比较少，而软件工程师的薪水又很高，所以，年轻人都去做软件设计了。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，大家都去做互联网创业了，还有谁来做芯片呢？”
“上宣传的这个芯、那个芯，包括华澜微的存储控制芯片，都解决不了中兴的问题，因为中国需要的是成千上万的芯片公司，从材料到加工，从设备到设计，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培养过程。”邓先灿说。
“还有像林德俊先生，整理科研资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”骆建军说，“我们这一代人，更应该冷静下来，踏踏实实，每个团队做精做强一个方向，如同一盏灯，当千万盏灯汇集起来，就能点亮中国科技产业的天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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